任何时代里都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也许昨天才刚刚认识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抱着愚弄大众的目的，决定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煞有介事的行动，只为了在众人面前完成一场表演，看到那些平凡的面孔上升起的紧张、惊恐、愤怒的表情就是对他们最大、最充分的奖赏。只是眼下的时代氛围已经变了，这样的事情变得不再那么好找了，于是那些在地下室里写作的作家们只能把眼光瞄准到历史当中，像捡垃圾的人翻找垃圾堆一样，去寻找那些值得书写的年轻人的案例，他们必须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当作极为专业的事情对待，因为书写那些年轻人的故事和随便写一篇散文并不一样，不是拍拍脑袋抒发几句感慨就能够打发得了的，事实上他们必须以记录历史的态度去记录那些年轻人的热情与鲁莽，必要的时候交代清楚时代背景，并对那些行为背后的准确原因和客观影响进行分析，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靠近事情的真相。可是，具有这样的能力与资质的作家恐怕十个里面也挑不出一个来，所以在当今的出版物里，很难见得到对那些年轻人的成功描写，历史学家同样难堪此任，因为这里所论的并非完全的历史问题，其中还存在虚构，必须既真的去追问那个真相，同时又把真相细心地隐藏起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得书写具有煽动性，有时候真相本身并不具有这种煽动性，这时就需要将真相加以改写。
摆在面前的这个例子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一个遥远国度，它同样可以发生在二十年后的某个地方，也同样能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笼罩在夜色中的小酒馆里找到，不管时间与空间如何来回变换，都改变不了这件事情内在的性质。曾经有国内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论文里将这整件事件当作某个理论的一次反证加以提及，也有几个郁郁不得志的作家试图把它作为噱头在重版的时候放进自己的书里，不过并没有因此取得销量上的成功。如今我并非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也并不处于一个作家的立场，所以这使我能够更加轻松地面对这件事情和参与其中的主角。我并不同情他们，也不完全理解他们，对于那些我没有看到全貌的地方的呈现，都出自于我的推测，假如后来没有发生那次殉情事件，他们每个人现在应该还都好好活着的吧。事发之后，报纸将他们五个人的名字一一披露了出来，除了死去的一男一女，剩下的三个人被关押了几天便放回去了。那三个人接下去的行踪被秘密监视了半年之久，直到当局确认他们不再具有进一步的威胁，才重新将他们划归到普通人的行列。
现在终于可以来讲一讲这整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了，为了保证这整件事情的匿名性，其中牵扯到的地名将会隐去，人物的名字也将被更改。在一个春天的夜晚，端、歧、赦这三位年轻的男人聚在一家酒吧里喝酒，他们把骰子掷了数不清多少轮，酒也喝下去数不清多少杯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了醉意，年纪最小的赦甚至已经偷偷去厕所里呕吐过一次了。隔着他们坐下的是一个男人，年纪看起来稍大一些，但也超不出三十岁，他一直听着那三个人手里的骰子声下酒，多少有些郁闷。这个男人对面的桌子上是一个女人，年纪与他相仿，每当他举起杯子往嘴巴里送酒的时候，他的眼睛总能偷偷看到那位女人的姿影。盯着那个女人看得越久，他的心里却越失落。谁知道，当他又一次举杯的时候，对面的女人却不见了，他定一定神，往左右寻找她的踪迹，发现她已经来到了自己旁边的桌子上，和那三个男人坐到了一起。难道他们之间认识？他渐渐否定了这个想法，很快将她视作一个轻浮的女人，内心中充满厌恶了。这中间，女人和那几个男人一直在热烈地聊天，端和歧对女人的搭讪感到很愉快，只有年纪稍小的赦显得有些不自在。坐在隔桌的男人一直在听他们的聊天，尽管听不清楚，酒吧里的人渐渐少了，只有他们几个人一直坐着，没有要走的意思。
“得了吧，快坐过来，还要一直偷听到什么时候？”女人大声地说。
隔桌的男人脸上窘迫地发红，他清楚地听到了女人的话，幸好醉意和光线的缺乏掩盖了他的这种窘迫。他没有立刻站起来走到他们那边去，而是隔着栏杆把酒杯举了过去，想借着提酒的机会来掩饰自己的尴尬。他想要为自己辩解。
“一个人坐在旁边喝喝酒也不允许吗？”他这么说。
“我能分辨得出你是在偷听，还是在喝闷酒。你不怎么诚实啊，算了，不过来就不过来吧。”女人说。
“等等，没说不过来。”男人的尴尬不见了，此时从他心头涌上来一股喜悦，只是他的自尊心还像在操纵提线木偶似的绝对不允许他乖乖听话走过去。所以他把身子隔着栏杆朝那边探过去，屁股依然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就这样加入了他们。
“你们在聊什么东西？”男人这样问。
“哼，不都已经偷听过去了吗？”女人看着他要过来又不过来的样子，如此鄙夷地说。
“我们在谈论一种新东西。”赦说。
女人听到了，显得非常高兴：“你原来完全听进去了嘛！一直不见你说话，还以为你完全不感兴趣呢。”
赦说完那一句话，又把自己缩回靠背上去了，他没有打算接着女人的话再说些什么。
“那再说给我听一下吧。这里太吵，刚才完全没听清楚。”男人说，担心女人又会嫌弃他。
女人没有再语出讥讽，而是详细地把他们刚才谈论的东西又对男人讲述了一遍，显然她还是希望能把男人拉进他们的队伍中去的。
“我没明白，什么是你说的那种新感觉呢？”男人问。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种新感觉主义，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主义发表一份宣言，一份《新感觉主义宣言》。”女人说。
“宣言里要写什么内容呢？”
“还没有想好，但是有一个在先的原则。”
“什么原则？”
“否定他们所肯定的，肯定他们所否定的。”
“他们是谁？”
“你想去嘲笑的人。”
“如何宣传这份宣言？”
“走上大街，发传单，用喇叭喊。”
“这是新党派吗？”
“不是，这是一种哲学。”
“这是邪教吗？”
“不是，这是一种哲学。”
“这被法律所允许吗？”
“法律允许发传单我们就发传单，法律允许用喇叭我们就用喇叭。”
“哲学不应该写成文章吗，怎么会是一种拿喇叭喊出来的宣言？”
“这是嘲笑者的哲学，嘲笑者的哲学就应该这样。”
五个人中不再有人说话，他们在暗处彼此交换着眼神，吵闹的音乐仿佛也被什么存在从这片空间里完全移除，他们四周安静得令人发慌。可以想象，这就是他们初次见面时发生的景象，后来他们一定还在一起碰了好几次面，以进一步发展他们的那份宣言，写作宣言的过程难免碰到一些阻碍，为此必须时刻提防着藏在身边的眼睛，等到宣言终于写出来以后，他们真的按照原先计划的那样，拿着喇叭走上了大街。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在一些细节上几乎令人发笑。他们沿街一路宣读那份《新感觉主义宣言》，传单被塞到路过的每一个人手中，正是在这些人中有人报了警，警察过来把他们追到一座桥上，五人中有两人跳了河并最终溺死，剩下的三个人被押解到警察局，那些派发出去的传单迅速被集中起来加以销毁，至于那只扩音喇叭也被人悄悄地扔进了河里。围观的群众着实看了一场内容丰富的闹剧，他们只会将那对男女跳河的动因和爱情联系在一起，他们死前用尽全部力气呼喊的那份嘲笑者的《宣言》立刻化作一股白烟消失进不知道云朵间的哪一个角落去了。死去的男女，正是没有被介绍名字的那两个人。
二〇二五年三月
END
封面：missbe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