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切近地见过一个人长达数年的生活片段。13岁至24岁。她死于24岁。对我来说，她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除她以外，我再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像她一样的人，哪怕像一点点。在一个人身上前后居然可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我是说在身体上——是她让我相信有这样的事存在。她是一个病人，病了许多年，我是在她生病以后才第一次见到她的，她是我舅舅的亲戚的一个女儿，我们彼此相见纯粹出自偶然。第一次相见时，我12岁，她13岁，打开门，看到她被放置在房间深处，身体靠在黑色的轮椅里，两只髀骨的形状透过条纹图案的裤子平行地显示出来，窗帘拉起来了，房间里跑不出一丝光。她的妈妈叫了她一声，她回过头，看到了我，幸好，她的脸还不是特别瘦，除了嘴唇有一些白以外，她面庞依然四处透发着这个年龄的女孩特有的美丽，我当时熟悉这种美丽，只是还没有将这种与其他的美丽区别开来。
“在回去的路上，舅舅告诉我说，那个女孩患了腿骨软化症，两只脚再也不能直立行走，否则就会遭受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疼痛感。‘有一天，她跌倒在院子里，从那以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舅舅这样对我说。我想象不出无法站立的疼痛感是什么样的，我钻破脑袋也只能想象得到两条伸得长长的绿色果冻，有人努力地把它们立在桌子上，可是无论更换什么角度，果冻总是立不起来，它们一次又一次滑倒，在滑倒之前，他们的两只脑袋早就抢先一步耷拉了下去。
“在那一次见面以后，舅舅第二次带我去看了她，据说是她要求舅舅把我带过来的，她希望交我这个朋友。于是，那一次，我和她待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她不怎么说话，我也不知道要向她说些什么，只能看向她床边的书柜。书柜有三层，可是没有放多少书，余下的空间都被皮卡丘的手办占满了，明黄色的皮卡丘在书柜的边缘摆出各种姿势和表情，它们的皮肤上贮存着这个房间里唯一的亮色。‘哎。’她叫了我一声，那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我扭过头，坐到她面前，她用右手拿起一把小刀，左手从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板白色的西药，数了一数，一共有九颗，她把药翻过来，露出印刷着大小不一字体的铝箔纸，她用拇指压住铝箔，瞅准表面下凹的痕迹，右手运刀轻轻刺进药粒的边缘，然后她把刀压住不动，左手旋转药板，直到把一片闪着银光的薄薄的铝箔完整地割了下来。她把铝箔放在左手食指上，就像托着一片隐形眼镜那样轻巧，把它放在我的眼底，轻轻地挑起了自己的嘴角。当她重新打开抽屉，把药板放进去的时候，我瞥到抽屉底下有许许多多大小相似的圆形铝箔片，有一些的颜色都已经暗沉了。
“在那之后，我一年中总会见她几次。直到她十八岁那一年，我去看她，她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见我。当我离开的时候，她妈妈告诉我说，她因为吃药发胖，所以不想见我。半年之后，我再一次来见她，她只愿意把背影展示给我看，仅仅从背面看去，我也看得出来，她几乎胖了两倍。药品从抽屉里面，摆到了书桌上面，有富马酸喹硫平、碳酸锂缓释片、骨质康，以及大大小小接近十几种药。铝箔纸不再被细心地裁剪下来，只是被扣起来再翻折过去，像任何一个病人都会做的那样。我想，她已经患了不止一种病。
“在那之后的几年，我减少了看她的次数。每一次看她的时候，她还是一样的胖。最后一次看她，是和舅舅一起，她躺在从殡仪馆送来的冰棺里，在家里等待出殡。她妈妈一见到舅舅和我，就哭了起来，哭声里有伤心还有疲惫。我再一次走进她的房间，拉开那个抽屉，看到原来的那些铝箔片都还厚厚地积压在那里，奇怪的是，一粒药都找不到了。离开房间的时候，我拉开了窗帘，只是屋外并没有太阳，轮椅和床上没有照到多少阳光。
“今天的故事怎么样？”霞原这样对我说。
我一时想不出回答，放下手机备忘录，南京的夜幕下，马路上的汽车一辆挨着一辆。
“她胖了之后，一定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糟糕。”我忍不住这样说。
二〇二四年六月
END